“要把一個建筑設計得很酷，真的不是難事，難的是要酷到位。”這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程泰寧日前在南京舉行的“《當代中國建筑設計現狀與發展》及《中國當代建筑設計發展戰略》新書研討會”上提出的擔憂。他說，當下國內一些城市有些建筑物被異化成滿足功利需要的超尺度裝置藝術，淪為欲望指針與身份標識，被包裝成消費娛樂的商品。他認為，一旦建筑本能和基本屬性被消解，其文化價值判斷必然混亂與失衡。在一些人眼里，不管美丑、適用與否，只要標新立異、吸引眼球，就是成功的建筑設計，但片面追求外觀造型的奇特，反映的恰恰是文化內涵的貧乏。

　　程泰寧、崔愷、鐘訓正、魏敦山4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與業內專家學者在這次研討會上尖銳指出，當下國內建筑設計暴露出了“千城一面”、跟風西方、本土文化精神缺失等問題，如果中國當代建筑文化“失語”、“失根”現狀不能盡快改觀，建筑作為“石頭書寫的史書”、作為“凝固的音樂”，怎能展示“中國崛起”的歷程與文化魅力？

　　價值取向西方化成慣性思維

　　建筑從來不是單純磚石、水泥與鋼筋的混合物，它們無聲透露了時代偏好，也會顯露出社會文化的某種“頑疾”。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但是在建筑設計領域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引起許多詬病。

　　中國工程院的“當代中國建筑設計現狀與發展課題組”曾開展歷時3年的研究，發現“請西方建筑師做設計”之風，已由一二線蔓延至三四線城市，不少縣級市也在舉辦“國際招標”以招攬國外建筑事務所。

　　年近八旬的程泰寧指出：“在建筑設計交流中，現代主義、后現代‘歐陸風’一度風行內陸，‘非線性’成為一種時髦。價值取向同質化、西方化在中國蔓延成一種集體無意識現象。西式理念水銀瀉地般滲入各個角落，甚至連那些最‘前衛’的建筑思想，在中國也被無條件接受，異化成‘非常粗暴的現代性’，這令人很無奈。”

　　設計呈現中國文化絕非易事

　　一味媚外沒有出路，但如何在建筑設計中更好地呈現中國文化絕非易事。中國經濟崛起后，文化界包括建筑界談論“中國特色”的聲音多了起來。但大前提是，究竟有多少人能講清楚什么樣的建筑能夠傳遞真正的中國文化？無節制添加中國元素并不能保證調出中國原味，有時還會適得其反。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院長韓冬青談到，他最近在山西參與一家文物博物館設計，業主在景觀設計上提出，主入口處再增加一座古典牌坊。“我很擔心這種簡單的照搬照抄，最終會破壞建筑的整體效果。”他質疑，牌坊等元素是否就能代表一種文化的傳承？

　　東南大學建筑學院教授張彤指出，中國建筑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傳統的認知比較糾結，甚至是隔離與斷裂的，建筑是整個社會的軀體，當代中國建筑師要更多關注中國傳統的起居美學、生活美學、空間美學的相互融合。而在程泰寧看來，創新不是用民粹主義去反對西方主義，現代中國建筑應構建起既有獨特性、又有普適性的價值體系，才能被世界所理解、尊重、共享。

　　向中國傳統文化致敬的路徑是多元的。在歷史文化名城古都西安，建筑大師張錦秋設計的陜西歷史博物館、唐大明宮丹鳳門遺址博物館等均融合了現存最早、也最能代表西安特色的唐代建筑風格，賦予其現代功能，被稱為“新唐風”。崔愷對于傳統的繼承更為抽象和符號化，比如北京德勝門附近的“德勝尚城”辦公區，在規劃上放棄了現代城市中一般辦公樓低密度、集中布局的西方式建構方式，將延續城市文脈作為總體布局主題，以斜街、胡同、院落要素“再現”原址的舊城肌理，喚起了皇城根下長大的老北京的集體記憶。

　　建筑思考關聯到哲學與歷史

　　程泰寧談起建筑，常常關聯到哲學、歷史層面。他認為，會設計的建筑師充其量算“匠人”，而真正的藝術家“功夫在詩外”。他年輕時就涉獵古典文學、畫論以及西方文藝史，劉勰的《文心雕龍》、丹納的《藝術哲學》反復看過多遍。他提出，對建筑的思考要能超越形式、元素的層面，上升到“道”、“自然”、“境界”等哲學認知層面，并對直覺、通感、體悟等東方思維模式進行融會貫通。

　　鐘訓正直言，很多時候，建筑師團隊力量很微弱，起到決定作用的往往更多是設計之外的“無形之手”。以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為例，福祿壽三星老頭巨靈般矗立在大樓前，讓路人的“眼球”生疼，被網友直呼媚俗；還有沈陽一座酷似銅錢的大廈，與周圍環境不搭調，屢屢登上各類“最丑建筑”榜單。

　　業內專家呼吁，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建筑師群體需要對中西文化進行全面深入比較和思考，在跨文化對話的基礎上互補共生，立足自己，轉換提升，探求“現代”與“本土”的契合，從而在建筑設計中有所突破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