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文化的生成是時間積淀的過程。中國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13年的53%，有的城市規模擴張了幾十倍、上百倍，最高的達200多倍。城市化率提高20個百分點，英國用了120年，德國、美國用了80年左右，法國用了上百年，而中國僅用了22年?？焖籴绕鸬闹袊鞘校m然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但還來不及形成自己的文化。一些城市呈現文化荒漠化、碎片化、快餐化、無規則化的特點，這不僅有礙城市成熟發育，妨害城市軟件建設，也會殃及城市發展的政治利益。

　　應以層次構造為著力點

　　中國城市文化建設的必要性、緊迫性及方法論已有諸多文章論述，但對中國城市文化生態的格局問題還少有提及。一個良性的城市文化生態應是“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和“草根文化”三位一體的“草灌喬型”多元體系。借用林業生態術語，我們把“精英文化”比作直插云天的“喬木”，把“大眾文化”比作不高不矮的“灌木”，把“草根文化”比作綠遍山野的“草木”。就像大自然數千萬年形成的原始森林中的生態環境系統，草木、灌木、喬木融為一體，三者共生共榮，不分高低貴賤，都是其中的一員。不同層次互為因果，彼此照應，才使其生生不息，從而造就至今讓人類無法破解的大森林生態系統良性循環之謎。因此，用生態學的原理打造城市文化應是當代中國城市文化建設方向性、目標性的著力點。

　　城市文化“靶向”偏差

　　綜觀當今我國城市文化建構，令人憂心的是，許多城市不惜人力、物力、財力，高薪延攬世界級大師設計的“高大上”的形象工程，投資數億甚至數十億的高檔影劇院、音樂廳、山水實景演出等屢見不鮮，其奢華氣派世所罕有，新奇怪誕堪稱一絕。這些已達極致的“陽春白雪”行為，用學者王列生的話說，“一開始就沒有面對社會基本文化訴求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和靶向，而是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支配下熱衷于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標志工程、速效工程，熱衷于文化建設中的權力意志所決定的隨機虛擬指標以及對這些指標的政績驗收。”一些文化建筑建好后，門前冷落，入不敷出已成常態，不要說正常的維護費用無力籌措，有不少連水電費交起來都十分困難。

　　在一些人看來，只有標志性文化建筑才是主流文化的代表，才是中國人才能的顯現，借此才能在世界文化發展中傲視群雄。在這種荒唐理念的驅使下，本來就投入不足的城市文化建設過多地向精英文化傾斜，嗷嗷待哺的大眾文化、草根文化卻無米下鍋。難怪坊間戲稱今天的一些城市文化是“領導的文化”“富豪的文化”“洋人的文化”。

　　“人化”和“化人”是關鍵

　　從風靡全國的大媽廣場舞，毀譽參半；到徐州街頭的萬人集體暴走，評價不一；再到農民工業余時間四處游蕩，無可奈何，這其中透露出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城市文化需求與供給之間的尖銳矛盾，城市沒有提供更多可以選擇的文化活動方式，他們只好千人一面、萬眾齊趨地參與某項單調的活動。那些高不可及的一流歌劇院、音樂廳，那些交響樂、芭蕾舞、歌劇，票價都高得嚇人，大眾看不起，也不愿看，他們需要的是適合普通百姓消費的平民文化，尤其是那些參與式、體驗式的自娛自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