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全國城市重新劃定為五類七等。舊標準中，城區人口超過100萬就是“特大城市”，修改后的標準被提高為500萬以上。如果按照住建部對城區人口數量相對權威準確的界定，屬于“特大城市”的有重慶、天津、武漢、成都、南京、沈陽六個區域性中心城市，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北上廣深被增設為“超大城市”。其他大部分城市則在新序列中相應降級。1980年舊標準確立時，中國的城市化率為19.39%，而這一數字于2014年已經達到了54.77%。

　　中國過去30多年的城市化既是一個普遍擴張的過程，人口的流動和聚集推動了城市數量和規模的明顯增長，同時也是一個分化的過程，因定位、功能和區域差異化產生的不同資源吸附能力，逐漸形成了今天五類七等的格局，這種分布也是大部分中國人所處的生活空間。過去30年，城市化從一個管理規劃的概念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基本外延，它對中國人心理結構和精神世界的形塑與影響也發生改變。

　　城市生活的秩序

　　2011年是中國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轉折點，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城市型社會為主體取代了鄉村型社會為主體。城鄉二元對立開始傾斜之外，城市之間的深度分化也更加趨于穩定。以“x線城市”的劃分方式為表征，這一最早由房地產行業提出的市場概念并非確切而權威的界定，但卻更能對當下生活背景進行直觀描述。

　　這種穩定的結構使得城市生活看起來更有秩序性，一線、二線、三線及以下的城市分別對應何種工作節奏、生活方式、社會標準以及房價，逐漸在人們心中形成了具有高度共識的模式化想象。比如一線城市通常與壓力和機遇相關聯，二線城市是大多數關于幸福感的民調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三線以下則被認為舒適卻缺乏活力。

　　基于這種看起來秩序井然的劃分，每一個準備“被城市化”的人，都可以找到他所愿意承擔的生活和期待的圖景。選擇不同的城市層級需要具備的教育背景、資歷和技能都有了大體明確的標準，上升的路徑和所能達致的階層高度也有了更多局限，進入城市的未知感逐漸下降，不再意味著闖蕩和冒險，而是注定的路途。這種確定性催生了穩定的心理結構，既然社會的整體趨勢是更多人要走向城市，而且細化的城市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生活圖譜，人們對脫離鄉土的不安和不適也由此減弱，來不及多想，便快速加入奔走的人群。

　　這與城市化早期顯然有所不同。如果從人口學的層面看，城市化主要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過程。隨著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帶來的不僅是人口空間布局的變化，更是一種社會關系、階層結構、組織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

　　與西方國家城市化背景不同的是，中國有著獨特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用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來區分城鄉人口，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政治的不平等使得身份轉變具有了更多的附加價值。另外，在人口流動中，還有城市人口的“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的區別，“外地戶籍”雖然也是城市人口，但和農業戶口一樣，同樣被剝奪了在工作、生活的非戶籍所在地城市的一些“市民待遇”。

　　城市化演進

　　1980年代城市化的主要推動力是改革重心逐漸從農村轉向城市以及鄉鎮企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這一現在被稱為“第一代農民工”的群體在80年代初期不足200萬，地域上也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卻是一個趨勢的開始。為了獲得比從事農業更多的經濟收益，他們進入建筑、紡織、冶金、煤炭、化工、環衛等行業的底層工作領域，但由于他們無論從心理還是生活方式上，都處于“離鄉不離土、進廠沒進城”的階段，所以，無論是自我還是他者認知，他們都不屬于城市中的社會下層，對他們的身份和階層評價更多仍是鄉村維度。抵達城市，不過是尋求擺脫長久以來被禁錮在土地上的束縛感和通過勞動獲得更好生活的優越感。

　　與此同時，教育機制為農村人口完成“城市化”提供了另一個通道。隨著70年代末高考制度的恢復，升學成為更加體面的城市化方式。計劃性就業分配意味著擁有學歷，就可以完全獲得城市身份和相應的特殊優勢。城市和鄉村在這一階段承擔的功能非常明確，可以嘗試、進取，也可以退守田園，可以選擇去，也可以選擇不去。

　　90年代是城市化大發展的時期，民營經濟受到鼓勵、工業化發展加速，全國縣改市和鄉改鎮數目增多。90年代全國新設了200多個城市和8000多個建制鎮，這些城鎮的設立大大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水平。全國外出打工的農民從1989年的3000萬人猛增到5000萬~6000萬左右。

　　工業化加速使得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關系開始出現松動，整個鄉土中國彌漫著 “走向城市” 的心理沖動。城市外延的擴張發展同時導致了郊區城市化現象的出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王春光將郊區城市化所席卷的人群稱為被動城市化者，與農村流動人口不同，他們沒有可供選擇的余地，只有城市化這一條道可走，否則就會陷入更大的困境。他們只能利用城市擴張的商機，充分發揮其所在的區位優勢獲得更多的收入。

　　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對城市化的依賴性都比80年代變得更為強烈。

　　進入2000年，外出農民工已接近1億人，此后十余年，數量急劇膨脹，至2014年達到了2.69億人。流動“家庭化”和居住的穩定性趨勢明顯，從以前男勞動力外出獨闖，演變成夫妻二人同時外出務工以及攜子女外出的形式。“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對城市形成了全面的社會依賴關系和訴求，而相應的就業、教育、社會保障體系卻無法有力支撐。城市，日漸成為一個資源爭奪的場域。

　　這一時期，流動的農村人口才真正感到自己屬于城市的邊緣性群體，無法融入主流社會，衰敗的鄉村也已然不是一個可供退守的長久之地，他們能夠更加自如地應對候鳥式來往于鄉村和城市的生活，但心理挪騰空間更加逼仄。他們雖然已經進入了城市，但卻沒有在制度、社會地位乃至某些生活和文化層面實現城市化。用“殺馬特”來描述“城鄉結合部”氣質的青年群體，即是他們在生活和文化層面“半城市化”的一個反映。而通過教育通道進入城市的人所面臨的境遇也在發生改變，大學擴招稀釋了學歷的含金量，上一代大學生的整體優越性只有在激烈競爭中勝出的人才能獲得，而大部分人則要走向“民工化”的生活，從事不穩定、低收入、無戶口的工作。

　　30多年的城市化進程，是人們對城市的依附、訴求和欲望越來越大、距離傳統生活越來越遙遠的過程。這種嬗變逐漸固化，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心理結構，重新塑造了人與自我、他者和鄉土的關系。

　　疲倦卻又無法抽身

　　與西方不同的是，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城鄉二元結構中進行資源的此消彼長。在城市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農民之間在經濟上的合作與聯系越來越少，整個農村社會裂變為相互疏離的原子化狀態，農民對農村社區共同體的認同日趨衰弱，村莊的公共規范日漸解體。基于血緣和姻緣的交往開始減少，更多從鄉村走出來的女孩子希望在城市中建立家庭，單身男青年則面臨找不到對象的窘境。

　　當鄉村原有的紓解渠道、組織家庭的方式變得不可依賴，只能轉向去城市尋找。也就是說，除了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生存需求之外，城市還必須滿足他們更高層次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而城市在擴張式發展的過程中，由金錢和權力配置資源的體系變得更加強大，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工具和貨幣屬性更加赤裸。

　　一個舊的社會秩序崩潰，新的秩序提供了物質層面更高質量的生活，卻很難承接精神關懷的功能。壓抑真實的自我，才能更快地加入前進的洪流。

　　人與鄉土的關系也在發生改變。無論是通過接受教育還是打工進入城市，一個人越快脫離對故土的心理依賴感，才能越快適應城市生活。從這個角度來說，城市化是一個去本土化、撕掉標簽的過程。然而，日漸固化的階層流動卻使這一過程遭到了阻力，與“冒險”、“淘金”時代“英雄不問出處”的蠻荒生長態勢相比，城市化的活力實際上在降低。出身，與一個人在城市中所能取得的成就越來越有關聯。而本世紀初的教育產業化發展、近10年來房價的失控性上漲，使人在處理自我與鄉土關系時更加被動。供養一個大學生讓很多農村家庭陷入舉債和赤貧，很多人一畢業即要進入還債和補償的超負荷模式。而高企的房價掏空了大部分普通家庭，想要在一線城市擁有穩定的生活甚至需要舉家族之力才能完成。在獨立性喪失的情況下，便很難享受現代生活自由、釋放的一面。

　　城市化帶來的生活場景的改變則更為直觀。交通擁堵、空氣質量變差等一系列所謂“城市病”蔓延到更多的地域，田園牧歌只能作為想象。自然，不再是一個生活空間，而是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人與自我、鄉土、自然之間扭結的關系，反映在共同的情緒上便是壓抑、焦慮、缺乏安全感。總體來說，就是有強烈的逃離沖動，但卻只存在于潛在心理。逃離“北上廣”的吶喊在白領中彌漫，在快節奏的工作與高壓力的生活下，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卻找不到目標，寄希望于移居到中小城市尋找另一種相對輕松的生活方式。

　　然而逃離“北上廣”的浪潮還未散去，二三線城市的年輕人又開始逃回“北上廣”。與高房價、戶口歧視相比，回到家鄉后所體驗的巨大落差帶來的是更強烈的無所適從。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僅在于物質財富、生活質量和公共產品的充分多元，更在于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科技和理性之光，以及人的主體意識的釋放。過去30多年，城市相對于鄉村獲得了壓倒性的資源集中優勢，而成為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空間；離開，即意味著脫離社會主流和中國的發展前沿。城市化已經是人們心理結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國僅用30多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近200年的城市化路程，而社會結構的現代性和現代人格還沒有完全形成。只有當“城市文化”與我們所懷念的鄉土中國一樣，能夠延續集體記憶、傳承價值、簡約人際的時候，城市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才能保持協調步伐。在一個安穩、松弛的心理狀態下，我們才會更清楚要向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