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高鐵“霸座”事件接連出現，專家指出，“霸座”事件的頻頻發生，在于鐵路部門除了一定時期內限制當事人乘車外，并無其他有力懲戒手段。信息孤島導致失信成本過低，客觀上縱容和助長了失信行為和失信風氣。

     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年簽訂合同40多億份，但履約率僅50%左右，每年因誠信缺失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6000億元。以信用卡為例，2018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765億元，與2014年的357億元相比逾期額度已經翻番。

      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顯示，截至2018年10月14日，法院公布的失信被執行人共12,175,861例，限制乘坐飛機次數14,934,086人次，限制乘坐火車5,257,820人次。在近121.8萬例失信被執行人中，只有20%失信被執行人攝于信用懲戒，主動履行義務。

      以信用卡來說，2018年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756億元，與2014年的357億元相比，信用卡逾期額度已經翻番。專家指出，目前我國對失信被執行人懲戒主要依據的是部門規定和地方條例，加快社會信用立法已迫在眉睫。

      在近日舉辦的首屆信用法治·韶山論壇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委員姜建初表示，構建社會信用體系是建設現代市場體系的必要條件，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十三屆全國人大將社會信用方面的立法列入規劃，這意味著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還有很多的法律問題、立法問題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系統的研究。

      據了解，上海、浙江、湖北、河北等地方都已出臺或正在制定地方信用法規。2017年10月，上海正式施行《上海市社會信用條例》。根據條例規定，嚴重失信主體將被限制進入相關市場、進入相關行業、擔任相關任職、開展相關金融業務等，上海也成為全國率先進行信用立法的省市之一。上海市法制辦副主任羅培指出，地方立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全國層面尚沒有統一立法，只有規范性文件，而文件只負責指引方向，其語言的精確性、規范性與可操作性較弱，也無法據此做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

      今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明確提出，探索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相關法律制度，研究制定信用方面的法律，健全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聯合懲戒機制。

      中國法學會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廖永安表示：“面對現在的社會轉型和經濟升級，只有制度和誠信這個基礎解決好了，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