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關注的是，《決定》明確，外資入股中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按照入股時該機構類型實施監督管理，不因外資入股而將中資銀行變更為《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所規范的外商獨資銀行或中外合資銀行。

      吳琦對此分析認為，銀保監會要求按“出身”來劃定金融機構類型，是為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提供明確而穩定的制度預期，為中外資創造統一、公平、透明的規則體系，避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后可能產生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對我國現有金融體系和銀行業金融機構可能形成的負面沖擊。

      此外，吳琦強調，進一步擴大開放后，金融業務的交易結構將更加復雜，跨國別、跨市場等特點更加突出，對金融監管也造成較大壓力。按“出身”來劃定金融機構類型，可以保持金融監管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比如跨境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對我國資產價格和經濟金融穩定帶來的沖擊。

      銀行業“外資化”不會發生

      談及擴大對外開放，擔憂“狼來了”的聲音再次出現。有觀點認為，基于部分拉美和東歐國家曾經發生的案例，擴大開放會帶來銀行業的“外資化”。對此，銀保監會強調，我國銀行業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監管能力不斷提升，監管手段不斷豐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逐漸增強，具備了有效防范風險的能力。同時，多數業內專家認為，目前對于我國而言，需要重視的不是過度開放的問題，而是開放程度還不夠的問題。

      “對銀行業‘外資化’的擔憂，似乎是有些多慮了。”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來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銀行業“外資化”現象不會在我國出現。

      從內部來看，我國銀行業已進入穩健經營發展階段，整體實力今非昔比。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我國銀行業不會出現風險惡化、需要大規模引入外資、通過財務重組或收購兼并等方式來改良整個行業的需求。從外部來看，目前發達國家的先進商業銀行雖仍保有質量上的優勢，但已失去規模上的優勢，難以在不具有壓倒性資本優勢的局面下使我國銀行業“外資化”。

      連平表示：“境外機構大規模持股國內大型銀行的可能性不大，但逐步提高對中小型銀行持股力度的可能性會相對更大一些。”多數業內人士也認為，外資對大型銀行實現控股難度較大，而對中小型銀行而言則不排除外資成為第一大股東的可能。

      此外，《金融時報》記者獲悉，我國對于外資銀行的監管正向精細化方向轉變。例如，之前對外資入股是單一地看股比限制，未來可能更多地考量外資股東的資本水平、在當地的業務優勢、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狀況、會否擠占少數股東利益等，從多維度考量外資銀行經營發展情況。

      利好中資行機制改革和治理完善

      更多的外資進入以及銀行業的擴大對外開放，將對中資銀行影響幾何？“外資更多地進入我國銀行業，一方面，可以帶來更多的先進從業經驗供中資銀行學習，并形成多元化的競爭格局，從而提高整個銀行業的服務效率，促使中資銀行邁入成熟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外資更多地參與到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當中，有助于加快中資銀行體制機制的進一步改革和完善。”曾剛認為。

    此外，業內專家表示，近年來，在強監管背景下，中資商業銀行對資本的依賴程度明顯提高，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為中資銀行補充資本提供了一個多元化的渠道和便利。

      在連平看來，市場上若更多出現一些具有外資色彩的中小銀行，可能會較好地發揮“鯰魚效應”，有助于推動銀行業市場競爭機制的進一步完善，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銀行業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當然，銀行業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也使中資銀行需要面對一些新的挑戰。吳琦認為，這其中包括理念、規則、模式三方面的沖擊。“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對我國資產價格的影響將更加直接，金融業務的交易結構將更加復雜，跨國別、跨市場的特點將更加突出，資本跨境流動日趨常態化，對金融監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吳琦認為，相應地，中資銀行應在競爭中掌握主動，即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利用自身對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趨勢、區域風險特征把握較為準確以及在客戶、渠道、數據等方面的優勢，在競爭中贏得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