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國舫：我的綠化祖國夢

個人簡介：

沈國舫，著名林學家，林業教育家，森林培育學家，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沈國舫不斷系統總結森林培育方面的科研成果和生產實踐的進展。在立地分類評價和適地適樹、混交林營造、速生豐產林培育、干旱半干旱地區造林技術及城市林業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填補了許多空白。他在擔任北京林業大學校長期間，對學校建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業績，推動了全國林業高等教育的發展。著力于中國森林可持續發展及林業發展戰略等宏觀研究，對林業重大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2011年5月26日，沈國舫稱三峽工程僅對局地氣候略有影響，不會引發大旱。

主要事跡：

沈國舫

1996年沈國舫在妙峰山林場

2010年沈國舫（右一）在哈爾濱觀察林下更新

我出生于上海市，1950年畢業于上海市的名牌中學——上海中學。以我當時的成績，我可以考上任何一所名牌大學——當年我的許多同學都考上了清華大學——但我卻別出心裁地以第一志愿報考了當年剛組建的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并以最高分被錄取。很多人都問我，你怎么會去學林呢？這要從我當時的思想狀況說起。

我出生于1933年，1937年我剛4歲，就遇上了上海“八一三”事變，我父親迫不得已將全家老小送回浙江省嘉善縣鄉下的老家去逃難。一年以后我們又回到上海，先住在南京路以北的公共租界，后又遷到金陵路附近的法租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全市淪陷于日寇鐵蹄之下。因此，我從很小起，已經體會到人間的辛酸苦辣。

1945年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但不久后國共內戰爆發，國民經濟連續不景氣，物價一日三漲、民不聊生。當時我已是中學二年級的學生，這一切使我非?？鄲?mdash;—國家的出路何在？老百姓的希望何在？我和幾個同學聚在一起談天，對此都有同感。于是，大家利用課余時間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小社團，叫聯進社。出版了一份油印刊物，名叫《摸索》，意在黑暗中摸索前進。

由于當時上海中學的政治控制很嚴，接觸不到進步信息，我們只能自發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同學們各自選擇專業志向，有要學原子能的，有要學航空的，也有要學化工的（后來都已實現），而我別出心裁地要學農，因為我認為農民最苦，解救農民是最要緊的。為了追求專業志向，我在課外讀了一些農業科學方面的書籍，其中有一本林業方面的小冊子，內容很吸引我，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郝景盛先生寫的《森林萬能論》，其中說到森林具有許多功能，能夠改善氣候、保持水土、防風固沙、保護農業生產等等，使我這個被困在鬧市但又喜歡接近大自然的城里人，對綠色的森林有了美好的向往。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了。我陸續接觸到各種新報刊、新思想，如《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大眾哲學》等等，我如饑似渴地學習著，感到茅塞頓開。通過報刊我了解到當時蘇聯有個農田防護林建設的宏偉計劃，稱為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計劃，報紙介紹了宏偉的藍圖及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深深打動了我。1950年夏季參加高考時，我毫不猶豫填上了“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為第一志愿。至于搞林業是不是很艱苦，個人待遇會怎樣，前途如何等等，全不在考慮之列。

1950年8月，我高分考上了北農大的森林系。當年北京農業大學剛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華北大學三所大學的農學院合并而成，而它的森林系實際上就是北京大學的森林系，在北京市羅道莊的一個小四合院里。按當時的規定，我們大學一年級就進行農耕實習，邊上學、邊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也包括林業上的育苗勞動，晚上還要到附近村莊教農民識字。

當時我了解到，中國由于悠久的農耕歷史及多次戰亂影響，森林覆蓋率只剩下8.6%。那年我樹立了要綠化祖國的宏愿，并有幸聆聽了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任林墾部部長、著名民主教授梁希先生的講話。他為我們指出了“無山不綠，有水皆清，四季花香，萬壑鳥鳴”的偉大林業發展理想，使我深受鼓舞！

1951年7月，我獲得到蘇聯留學的機會，臨走前一天晚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在北京飯店為我們全體赴蘇留學生餞行，周恩來的一番“到蘇聯學好本領后回來建設新中國”的囑托，使我們熱血沸騰，也更堅定了我“為綠化祖國而獻身”的誓愿。

我們坐了10天的專列火車，到達莫斯科。我被分配到蘇聯著名的列寧格勒林學院學習，開始了5年的留學生活。在不會俄語的情況下，我本著“為祖國爭光，為建設新中國做好準備”的目標，刻苦學習，取得了全部40多門功課都是5分的好成績，得到了蘇聯師生的稱贊。1956年夏，我以全優成績畢業，我的蘇聯導師想留我繼續讀研究生，被我婉拒了——我要趕快回國參加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我要趕快回去熟悉祖國的林業工作。就這樣，1956年7月，我回到了闊別5年的北京，分配到北京林學院，也就是我的母校、現在的北京林業大學工作。

當時我是國內第一位學林歸國的留學生，我懷抱著滿腔的愛國熱情投入工作，但生活并非一帆風順。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的“紅專辯論”中，我差一點成為“白專”典型。在3年困難時期我經受了多重考驗，被下放到河北省興隆縣的農村勞動，餓著肚子在鄉下為學生上課。那段時間，我背著行李跑遍北京山區，帶著學生們搞調查。我堅持工作在教學、科研第一線，用我的真誠、我的熱情、我的好學、我的知識，終于改變了周圍一些人的看法，并深得我帶過的學生們的擁戴。1961年我被提升為講師，成為造林教研組的副主任，入了黨，并成為為中國第一本“造林學”教科書編寫組組長。那年我只有27歲。

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是我發展比較順利的時期，一方面我的精心教學受到廣泛好評，《光明日報》還有專門表揚報道；另一方面我以北京西山地區的荒山綠化為主要研究對象，深入實踐，廣泛調研，在立地分類與適地適樹、混交造林、抗旱技術等一系列問題上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林業實際工作也有了進展，眼看著華北石質山地一大片一大片地綠了起來。

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阻斷了一切。我被批判為“學術小權威”，被疑為“蘇修特務”。1969年學校搬遷，我下放到云南省，當過伐木工、修路工，經受了十分艱辛的勞動和生活的考驗。我不相信“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胡言亂語，在“斗批改”之余偷偷自學英語，看業務書籍，一有機會就到各個林場跑，熟悉了解云南省獨特的林業情況。因此，到了1973年學校在昆明楸木園復校并開始招工農兵大學生時，我已完全準備好重新走上講臺。我以生動的、聯系實際的教學內容和精心安排的實踐環節進行教學，把枯燥的造林學講活了，被學生們贊為最好的老師之一。我還利用參加業務會議的機會撰寫發表了一些研究論文。就這樣，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43歲，成為全國林學界公認的造林學（森林培育學）中生代教師代表人物。

改革開放后的年代，由于我在原有良好業務基礎上，學會了英語，又較早地掌握了計算機技術，因此1981年我作為學校“年富力強”一代的代表人物被選為校領導的接班人，先是擔任教務長、副院長職務，后在1986年被任命為北京林業大學校長，同時我又是森林培育學和森林生態學的學術帶頭人，帶著一大批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進行著多個課題的深入研究工作，為綠化祖國的深入開展不斷開拓新境。我還為回京辦學的北京林業大學的恢復提升做了大量工作，使之坐上中國高等林業教育的第一把交椅。

1993年我因年齡和健康的關系，不再擔任北林大校長，但同年我又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并當選為中國林學會的理事長。1995年我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最令我沒有想到的是，1998年我又當選為中國工程院的第二屆副院長，分管大農業、生態、環境和水利等多個領域。從此我的工作就不只局限于林業，而是要為大的生態和環境建設服務。

工程院副院長當了8年，隨后作為老副院長又過了8年。我一直在生態和環境建設方面為國家做咨詢研究、出謀劃策。“人和自然的和諧”、“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工程”、“節水防污工程”等決策，都顯示了工程院咨詢工作的推動作用。

回顧一生，我從年輕時就做著一個“綠化祖國”的夢，這個夢做了60多年了，還是很有收獲的。如今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已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6%提升到21.63%，北方大面積的無林少林地區都已經綠化，南方山丘更加郁郁蔥蔥。

如今當我看見節假日人們紛紛到各個風景點去休閑保健、娛樂身心，想到這里大多是我們為之奮斗而建設起來的綠色山林，我感到這一輩子沒白過。我為自己在80歲時編撰的文集起名《一個矢志不渝的育林人——沈國舫》。我用此書向當年送我出國留學的周恩來匯報，也是對祖國和時代的交代。

中國的綠化事業遠沒有到頭，森林面積還不夠大，質量還不夠高，新的經濟發展又引出了許多新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祖國的綠色事業需要有志者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祖國的前景一定更美好！

（本文系2014年10月沈國舫祝賀中國海洋大學90周年校慶時演講稿，刊發時有刪節）